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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農民

2022-11-01 15:30 | 來源: 中國記協(xi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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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農民》(上、中、下)

  代表作一:大轉折,中國命運百年逆襲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農民(上)

  黃河滔滔,氣吞八荒,一路浪淘風簸,百轉千回,橫越大半個中國。

  攤開中國地圖,用直尺測量,黃河從源頭到入海口,算起來直線距離不過2000公里左右;但實際上,黃河九曲,長風卷浪,還要浩浩奔流5000多公里才能入海。

  所有的轉折,都是為了前行,雖九死其猶未悔,不改心之所向;所有的轉折,都會校正方向,縱迂折依舊奔流,不易向海歸途。

  恰如這激蕩百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從兇險莫測的湍流旋渦中沖出來,從前途未卜的縈回曲折中闖出來,就算有過短暫的偏離航道,也終會回到歷史正確的一邊,始終向著夢想浩蕩奔騰。

  這是中華民族五千年史上最為雄渾跌宕的偉大轉折,這是中國命運激流勇進的百年逆襲。

  溯源而上,就如同黃河的源頭只是一眼碗口大的泉,這宏闊百年的開端,看上去也仿佛平常。

  那是1921年7月里的一天。這一天,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

  只有穿過了百年歲月回望才發(fā)現(xiàn),這一天,竟是華夏歷史上如此晶光耀目的一個節(jié)點。如同那眼泉,寧靜中蘊含了驚天偉力。

  一

  中國命運在生死存亡時刻迎來轉折,開天辟地誕生了華夏民族有文明以降,第一個真正為勞苦大眾謀幸福的政黨。這個政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為了人民”四個字融進血液里

  這一天,中國人已經求索了太久。

  晚清的中國,遭遇的是西方機器時代、工業(yè)文明的“降維”打擊。從“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到“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五千年文明尊嚴的垮塌只是短短百年。

  一戰(zhàn)后的巴黎和會,將德國在我國山東的特權轉交給日本,最終給予戰(zhàn)勝國中國的,只是歸還被奪去的天文儀器。這是何等的諷刺!

  彼時彼刻,在國家敘事中是蒙羞、是屈辱,而對于千千萬萬升斗小民來說,是活生生的流離失所、生靈涂炭。連年的戰(zhàn)亂,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雙重剝削壓迫,讓黎庶百姓,特別是廣大農民,走到了歷史至暗時刻。

  長夜難明赤縣天。在曙光還沒有降臨的20世紀初,黑夜是那么濃稠而漫長。更令人無望的是,在此之前,面對一連串的屈辱,中華兒女不是沒有奮起過,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再到辛亥革命,設想不是不美好,信仰不是不堅定,卻空留下冷卻的熱血、難酬的壯志、未竟的事業(yè)……

  試錯成本如此高昂,卻彌足珍貴。它告訴我們,舊有的道路不可能救中國,必須尋找一條新的出路。但是,這條路到底在何方?

  最沉的暗夜里,也依然有人不曾放棄尋找星光。蘇俄十月革命之后,他們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釗自束發(fā)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yè),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彼讵z中遭受酷刑,壯烈犧牲,時年38歲。他就是寫下600多篇文章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

  他帶著英譯本和日譯本秘密回到老家浙江義烏分水塘村,心無旁騖、夜以繼日地翻譯,留下“真理的味道是甜的”典故。他就是第一個把《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中文的陳望道。

  中文譯本《共產黨宣言》橫空出世,如同一道閃電,劈開了風雨如晦的長夜。

  多年以后,在延安的一孔窯洞里,毛澤東盤膝而坐,背靠在兩只公文箱上,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p>

  后來,在填寫中共八大代表登記表時,毛澤東親筆寫下了1920年的字樣。就在1920這一年,上海的陳獨秀、北京的李大釗、長沙的毛澤東等,先后成立了8個早期黨組織。次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九萬里風鵬正舉。一段風雷激蕩、壯闊奔流的大歷史即將開啟,一場關乎億萬級體量人口命運的大轉折即將開始。

  “我們黨從這里誕生,從這里出征,從這里走向全國執(zhí)政。這里是我們黨的根脈?!蹦鞘屈h的十九大閉幕剛剛一周,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專程趕赴上海黨的一大會址、嘉興南湖紅船,探尋共產黨人的精神密碼。

  的確,站在百年滄桑巨變的今天回望,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是中國共產黨?他們做對了什么?而如果放大到更為遼闊的5000年文明史的時間域來打量,又該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這短短百年?

  只有歷史才有選擇權和判卷權??梢哉f,是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也只有中國共產黨,能賦予歷史一個從未有如此蓬勃生機的嶄新社會形態(tài)。

  近代史上,地主階級洋務派,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等屢屢碰壁,固然令人扼腕,但從根本上看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一部中華文明史,數不盡的往圣先賢、明君能臣,縱使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警世通言,但其立場始終是從“舟”的角度出發(fā)去衡量利弊,其本質還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王朝興替如走馬燈,不管皇帝姓李、姓趙還是姓愛新覺羅,農民都是最底層的“供養(yǎng)者”。他們出錢出力、流血流汗地供奉著少數人的榮華富貴。

  在厚厚的史冊中,農民從未擁有主體尊嚴,他們只是工具。這就是千百年來社會運行的真相。

  只有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和最廣大的勞苦大眾站在了一起;也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農民才不再是沒有尊嚴的工具人,而成為歷史的書寫者、成為奮斗目標的本身。

  “我們共產黨人區(qū)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準,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fā),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fā)。”毛澤東對于黨的宗旨的定位,深刻揭示了這個黨的根本屬性,反映了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這個唯物史觀的最基本道理。

  正是這樣的宗旨,才可能會出現(xiàn)革命烈士程昭續(xù)這樣的人,在敵人用刺刀頂住脖子問要腦袋還是要共產黨時,斬釘截鐵地說:“老子要的當然是共產黨!共產黨萬歲!”隨后英勇就義;也只有這樣一個黨,才可能發(fā)生這樣的事情:哪怕是勇冠三軍的紅軍大將黃克功,也會因殺害一名老百姓,被毛澤東親自批準公審槍斃……

  如果說歷史的考卷有答案,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答案。只是這答案,考驗的并不是智慧,而是立場和決心。

  一切為民者,則民向往之。

  二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為了以農民為大多數的勞苦大眾”當作初心和使命,但是,“依靠農民”,卻還要經過重重血與火的淬煉、生與死的洗禮才能最終領悟。而當這一天到來時,中國革命也將迎來偉大的轉折

  農民在中國革命中扮演著什么角色?

  在這個問題上,初生的中國共產黨一度還難以將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經驗,與中國的實際結合在一起,還要走上一段曲折的彎路。

  他們曾發(fā)動過鐵路工人大罷工,但被反動軍閥殘酷鎮(zhèn)壓;他們曾嘗試與國民黨“黨內合作”,卻遭遇蔣介石公開叛變屠殺;他們曾試圖在城市發(fā)動起義,也都以失敗而告終……在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后,黨內一些人曾發(fā)出疑問:紅旗到底打得多久?

  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讓這一疑問升至頂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拔覀兊能娛铝α吭陂L征前曾經達到過30萬人,因為犯錯誤,后來剩下不到3萬人,不到十分之一。”

  為錯誤路線付出的代價有多慘痛,對正確道路的渴望就有多強烈。事實證明,中國革命有其獨有的特殊性,這也決定了中國的革命不可能像歐洲、蘇聯(lián)一樣僅僅依靠工人階級,而是要團結更為廣大的農民,依靠工農聯(lián)盟取得勝利。

  被稱為“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是我們黨最早關注農民運動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他將自己家“鴉飛不過的田產”田契當眾燒毀,并領導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

  毛澤東也從很早開始領導農民運動。正是通過農民運動,毛澤東勘破了真理,找到了屬于中國人自己的革命道路。

  “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中國。誰解決了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边@是對中國歷史最深刻的洞察,對中國命運最精準的把握。浩浩蕩蕩的歷史大勢與點化時代的真理力量,兩者相遇,就像海浪不停翻涌托舉,最終迸出海面,成為中國革命在生死攸關時刻能夠力挽狂瀾的決定性因素。

  “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紅軍為消滅地主階級、土地歸農民而戰(zhàn)!”“紅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到了一個地方,就帶領農民打土豪、分田地,為農民講政策、刷標語。長征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沿途撒播著革命真理。

  1935年9月,毛澤東和中央紅軍從四川進入甘南,來到一個叫哈達鋪的地方。而此時,長征跋山涉水,到底要走到哪里去,還是一個未知的答案。

  據親歷者回憶,當時毛澤東讓偵察連長梁興初去搞點“精神食糧”。在哈達鋪一個小小的鄉(xiāng)郵所,梁興初找到了幾張舊報紙。從一張《大公報》上,毛澤東知道了陜北也有紅軍的消息,于是,作出了決定紅軍長征命運的重大決策:到陜北去,把長征的最后落腳點放在陜北。

  此時的陜北,還有黨在土地革命時期“碩果僅存”的根據地陜甘邊區(qū)。在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領導下,陜甘邊區(qū)建立了蘇維埃政府,年僅21歲的習仲勛當選為政府主席,被農民親切地稱為“娃娃主席”。

  這塊根據地很快就將成為中國革命的“圣地”。1935年10月,經過艱苦卓絕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毛澤東和中央紅軍抵達陜北根據地?!八侵袊锩囊粋€樞紐,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薄斑@個地方是落腳點,同時又是出發(fā)點。”毛澤東評價說。

  緊緊依靠農民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接下來的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中,也獲得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農民的擁護。

  他們?yōu)榱吮Wo夜間行軍的八路軍不被發(fā)現(xiàn),自動打死所有的狗,出現(xiàn)“行軍百里無狗叫”的情形;他們“最后一碗米送去做軍糧,最后一尺布送去做軍裝,最后一件老棉襖蓋在擔架上,最后一個親骨肉送去上戰(zhàn)場”;他們500萬民工肩挑人背,用小推車推出淮海戰(zhàn)役的勝利……

  至此,中國共產黨真正擁有了大地之子一般無窮的力量,中國革命真正迎來了偉大的轉折、驚人的一躍。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痹?947年與國民黨軍隊殊死作戰(zhàn)的時候,即便是延安,中國共產黨仍然可以戰(zhàn)略性放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經問毛澤東對延安失守有何評價,毛澤東回答說:“人民戰(zhàn)爭不取決于一個城市的得失,而取決于怎樣解決土地問題?!泵绹鴮W者羅斯·特里爾后來把這段故事收錄進所著的《毛澤東傳》里,并評價說:“毛澤東之所以能打敗蔣介石,是因為他深諳此道:戰(zhàn)爭的社會意義存在于中國廣大的群山綠野之中,贏得了中國農村‘老百姓’的支持,就贏得了戰(zhàn)爭?!?/p>

  紅旗漫卷染河山,長纓在手縛蒼龍。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zhàn),中國共產黨帶領著以廣大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結束了戰(zhàn)亂頻仍、民生凋敝、喪權辱國的歷史,實現(xiàn)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今天,戰(zhàn)火早已平息,鮮花開滿四野,穿越時光回到那些具有決定意義的歷史時刻,短短的瞬間蘊藏了多少驚心動魄的抉擇,多少運籌帷幄的膽識,多少逆轉乾坤的決斷。到底是什么?讓中國共產黨“有如神助”,一次次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暗夜里的啟明星,指引了中國革命前進的方向;那么,緊緊抓住為了農民、依靠農民這一根本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就是前行道路上那支火把,熊熊火光照亮了無數人腳下的路,帶領中國革命走向無往而不勝。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痹诮h百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正是對歷史最深情的回望、最透徹的洞鑒。

  三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破除與重構了延續(xù)千年的治理體系,歷史性地賦權農民。廣大農民開始走向追尋自身主體性的道路,成為時代的主角。中國農村一個改天換地的偉大轉折開始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當這濃重的湖南口音在天安門廣場上響起來,古老的大地沸騰了。

  那個無眠的夜晚,映照過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的那輪明月,將見證一個嶄新的人類社會形態(tài)的萌生、發(fā)展。在這個全新的社會里,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國家的主人、時代的主人,這是以往任何“盛世”都不可比擬的。

  新中國的天空下,處處迸發(fā)著無限的生機與活力?!坝⑿鄣娜嗣裾酒饋砹耍∥覀儓F結友愛堅強如鋼?!?950年國慶前夕,音樂家王莘路過天安門,看到五星紅旗在秋風里飄揚,小朋友正在準備國慶唱歌,強烈的感動鼓蕩在胸中,一首《歌唱祖國》噴薄而出,很快就唱遍城鄉(xiāng)大地。

  解放了的農民群眾唱著新中國的歌,熱火朝天地興修水利。修好淮河、根治海河、治理黃河,一大批水利工程將千年水患變?yōu)榻癯乃嫉剿?,一字之差,展現(xiàn)了新中國農民移山填海的情懷、力量和智慧。

  在自己的村莊里,農民擁有了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1953年下半年開始,第一次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豆選、圈名、燙香洞、寫號碼……樸素的智慧里蘊含著“翻身做主人”的澎湃激情。

  千百年來被門第阻斷、被知識隔絕,被死死壓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開始破除迷信、學習科學,開始讀書識字、告別文盲。到1960年,全國有1.5億農民參加了掃盲和各級業(yè)余學校學習。

  婦女不再被視為男人的附屬,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申紀蘭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議被寫入了新中國的憲法。1955年,在一篇表揚實行男女同酬第一村——貴州省息烽縣堡子村的文章上,毛澤東親批:“建議各鄉(xiāng)各社普遍照辦”。之后,毛澤東更提出“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名言,迅速響徹大江南北。

  村莊開始有了基本的醫(yī)療資源。赤腳醫(yī)生、農村合作醫(yī)療、農村三級醫(yī)療預防保健網,被世界衛(wèi)生組織譽為新中國推進農村衛(wèi)生工作的“三大法寶”。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亂、血吸蟲病等被滅絕或得到有效防治。毛澤東在1958年讀到江西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的消息,夜不能寐,寫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的組詩?!敖鑶栁辆瓮埓鳡T照天燒”,表達了農民群眾消滅了血吸蟲的喜悅心情。

  共產黨領導下的新生政權,賦權農民,讓農民自己當家做主,其開創(chuàng)性意義不亞于回天轉日。歷史不再是帝王將相的家譜,也不再需要文人墨客的悲憫,在新中國的土地上,人們獲得了真正的平等,延續(xù)千年以等級秩序為基礎的治理體系土崩瓦解。

  廣大農民主體性的覺醒在國家層面上直接表現(xiàn)為勞動力數量的倍增、素質的躍升。30年后,中國出現(xiàn)現(xiàn)象級的“農民工”大潮,成為“中國制造”崛起的堅實基礎。這當然是后話。在新中國之初,當家做主的農民群眾釋放出的巨大熱情和創(chuàng)造力,讓歷朝歷代掙不脫的“死循環(huán)”迎刃而解。

  以土地賦稅為例,千百年來農民最高的經濟要求和夢想就是“耕者有其田”,但他們即使曾經短暫地獲得過土地,很快也會再度失去,這就是中國兩千年封建史的“魔咒”:王朝始興,自耕農得到土地,統(tǒng)治者與民休息,輕徭薄賦;隨著時間推移,土地兼并加劇,出現(xiàn)地主豪強階層,自耕農失去土地成為佃農,賦稅加重,民不聊生,帝國推倒重來。

  漫長的封建社會也不是沒有出現(xiàn)過良好的政策安排。漢代鹽鐵政策,目的是“節(jié)制資本”,不讓民間過富;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調制,最主要的精神在于“為民制產”,不讓農民過窮;明朝丈田均賦,編制“黃冊”“魚鱗冊”,兼有“限民名田”之義……單論設計,堪稱苦心孤詣。

  但是,在一個農民沒有主體性的社會,制度設計越精巧,維護成本就越高。沒有農民的自我參與、自我管理,連土地戶籍的動態(tài)統(tǒng)計都跟不上,再好的設計最終也會名存實亡。

  歷史學家錢穆認為:“每一項制度之推行與繼續(xù),也必待有一種與之相當的道德意志與服務忠誠之貫注。否則徒法不能以自行,縱然法良意美,終是徒然。”

  而新中國從成立伊始,就明確了農民的主體地位,就賦予了農民管理與自我管理的權利。農民的智慧是從泥土里生長出來的,一旦獲得自主權,他們將創(chuàng)造出最具實用性的制度,他們將自發(fā)維護制度。

  因此,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只有在新中國的農村,歷史的惡性循環(huán)才可能徹底終結。

  當家做主的農民,不僅實現(xiàn)了自身的覺醒,也以強烈的主人翁精神哺育著自己的國家。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工業(yè)化迫在眉睫。大國工業(yè)化的核心是重工業(yè),而重工業(yè)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yè),如果等待資本自發(fā)積累,這必將是一個極其緩慢的歷史過程。年輕的新中國正被帝國主義圍堵,拖不起,也等不起。無奈之下,壓低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價格,犧牲部分農業(yè)利益,成為當時工業(yè)化發(fā)展最主要的資金來源。

  如今,親眼見證過“嫦娥探月”“蛟龍入?!钡瘸壒こ痰娜藗儯撊绾稳タ创@一歷史進程?

  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中國農民的犧牲和貢獻,中國才能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快速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我們今天舉世矚目的工業(yè)制造能力、穩(wěn)居第二的綜合國力,也無不是奠基于那段艱苦奮斗的歲月。

  也許,只有放在大歷史中才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這是黨與農民在并肩經歷了多少艱難困苦后而建立起的唇齒相依、交洽無嫌的信任關系。

  事實證明,勒緊褲腰帶搞工業(yè)是當時的必由之路。且不說“兩彈一星”、機械能源等重大科技項目在國防上的屏障、經濟上的拉動,就從農業(yè)本身來說,到1956年,我國人均糧食產量歷史首次突破300公斤大關,基本達到了熱量安全線;1984年,糧食總產量首次實現(xiàn)4億噸,人均糧食達到390公斤,“基本解決溫飽問題”,這之中,除了體制優(yōu)勢外,工業(yè)化的牽引、化肥的作用、農業(yè)機械的使用,也功不可沒。

  這也是作為主人翁的廣大農民,對自己當家做主的新中國義無反顧的奉獻。在過去的歲月里,農民已經付出了太多、犧牲了太多,他們本應得到豐厚的回饋,過上更好的生活,卻選擇了繼續(xù)奉獻,原因是什么?是因為他們熱愛自己成為主人的這個國家,他們與新中國同舟共濟、禍福相連,他們用辛勞與汗水哺育新中國的成長。

  這份信任,這份深情,縱斗轉星移,亦不能被忘記,也必不會被辜負!

  四

  1978年,曲折前行的中國又將開創(chuàng)一個新紀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帶領迷茫中的人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實現(xiàn)了中國發(fā)展的偉大轉折。這其中一個重要的經驗,就是尊重農民

  1978年的風嗚咽著從江淮大地吹過,那一年,安徽出現(xiàn)百年不遇的大旱災,河水斷流,水庫干涸,土地大面積拋荒。

  時任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召開省委常委會,決定允許農民“借地度荒”,誰種誰收誰有,國家不征糧,不分配統(tǒng)購任務。

  “借地度荒”限定每人三分地,但這個口子一開,一些地方很快突破了限額。而且,第二年初春,嘗到甜頭的農民不僅不準備退地,還紛紛要求“就湯下面”,以戶承包。

  怎么看?怎么干?人們在激烈爭論、謹慎觀望。不過很快,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發(fā)生了。人們發(fā)現(xiàn),1978年冬小崗18個農民已經秘密分田到戶、包干到戶,而且第二年獲得大豐收,“討飯隊”變成了“冒尖隊”。

  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1982年,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為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正名。1983年,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作為農村改革的一項戰(zhàn)略決策正式確立下來。

  歷史表象的背后,往往是多種復雜因素的激烈碰撞。在經歷了十年曲折后,彼時的社會和人心正醞釀著一股變革的熱望與激情。而農民又一次扮演了歷史的關鍵力量,推倒了農村改革的第一面骨牌,自下而上引發(fā)了一場社會大變革。終于,農民創(chuàng)造力與國家意志力交織并行、桴鼓相應,共同開啟了大變革時代。

  從人民公社體制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農民,煥發(fā)出巨大的活力,中國農業(yè)連續(xù)六年大豐收。幾乎與此同時,一個在世界經濟史上也堪稱奇跡的事件正在醞釀、爆發(fā),那就是中國所獨有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異軍突起”。鼎盛時期,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工業(yè)增加值占到全國近半,實繳國家稅金占全國稅收總額的五分之一。

  家庭聯(lián)產承包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這是農村最重要的兩項改革,都是農民的偉大創(chuàng)造?!稗r村搞家庭聯(lián)產承包,這個發(fā)明權是農民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容納了50%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那不是我們領導出的主意,而是基層農業(yè)單位和農民自己創(chuàng)造的。”鄧小平曾經評價說。

  這場社會大變革發(fā)端于農村,很快就“燃燒”到全國經濟、政治、思想方方面面。如果用一句形象的話來描述,那就是“殺出一條血路來”;其標志性的地點,就是深圳。

  1978年,“深圳”還是明朝永樂八年史籍上一個不起眼的名字,那個標志地點還叫作“寶安”。

  5月的一天,當時的廣東主政者習仲勛路過南嶺村,看到耕地都沒人種,而當時很多人偷渡外逃,甚至說“死了之后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這位槍林彈雨闖過來的老人潸然淚下,他說:“這個不怪你們,是我們沒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p>

  第二年,在向鄧小平匯報時,習仲勛提出劃一塊“貿易合作區(qū)”,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鄧小平說:“還是叫特區(qū)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qū)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p>

  曾經當過陜甘邊特區(qū)蘇維埃政府主席,帶領農民分田地、建政權的習仲勛,又親手推動了與他一生密切相關的第二個“特區(qū)”。

  從此,“深圳”真正成為深圳,成為“中國速度”的領跑者、“敢為人先”的代名詞、“特色道路”的觀察窗。

  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波瀾壯闊的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農民當中蘊含著無窮智慧,尊重農民的意愿、農民的選擇、農民的首創(chuàng)精神,發(fā)揮億萬農民的積極性,這是任何時候我們做好農村工作的根本要求。

  “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chuàng)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边@是鄧小平推進農村改革的基本方法,也是農村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

  中國大地上動人心弦的社會大變革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互激蕩、相互成就,誕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正是在這一理論體系的引領下,中國迎來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十億級人口長達四十多年的快速發(fā)展;在發(fā)展取得一定成就后,工農、城鄉(xiāng)關系也迎來新一輪變革。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黨中央就提出高度重視三農問題的戰(zhàn)略思想。2002年,黨的十六大將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大會提出,“統(tǒng)籌城鄉(xiāng)經濟社會發(fā)展,建設現(xiàn)代農業(yè),發(fā)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00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要求,“切實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又做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自此,“反哺”成為城鄉(xiāng)關系的關鍵詞,我國三農發(fā)展進入了一個新的變革期。

  在這一輪變革中,農民個體感知到的是收入增加、民生保障等方方面面的權益;而從宏觀層面來說,更是國家與農民關系發(fā)生的深刻變化,農民成為反哺的對象,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就是取消農業(yè)稅。

  2002年,浙江寧波悄悄試水農業(yè)稅費改革。到2004年,全省絕大多數縣市停征了農業(yè)稅。后來,時任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之江新語》里說道:近年來,我省在全國率先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農業(yè)稅,這是減輕農民負擔的重要舉措,是對國民收入再分配格局進行的重大調整,也是新一輪農村改革的開局之棋。

  改革潮流勢不可擋,一件彪炳史冊的惠農大事發(fā)生了!2006年1月1日,全國范圍內全面取消農業(yè)稅,這片土地上延續(xù)2600多年農民繳納皇糧國稅的歷史徹底結束。此后更是對農民實行了“四補貼”政策,讓農民更多地分享到現(xiàn)代化成果。

  種地不但不再繳稅,反過來還能拿補貼。這不是簡單經濟利益上的加減法,而是千百年來農業(yè)賦稅作為政權經濟支撐的徹底終結,是農民作為國家的主人、平等享有發(fā)展紅利的權利昭示。

  五

  千百年來肆虐的絕對貧困,在我們這一代人手里歷史性地得到解決。這是中國共產黨回饋農民最珍貴的禮物,也是中國崛起最偉大的轉折。跨過了這個門檻,大國重現(xiàn)榮光之路將無人能擋

  2020年2月4日,農歷小年,江西井岡山白銀湖村村民邱冬華貼上新對聯(lián),上聯(lián):“脫貧全靠惠民策”,下聯(lián):“致富迎來幸福春”,橫批:“共產黨萬歲”。

  90多年前的1928年,邱冬華的曾祖父邱啟山也曾寫下一副對聯(lián),上聯(lián):“分田不忘共產黨”,下聯(lián):“幸福牢記毛委員”,橫批:“共產黨萬歲”。

  一幅“共產黨萬歲”的橫批串起92年的歲序更替。92年前,毛澤東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帶領貧苦農民打土豪分田地。92年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在指揮一場人類反貧困史上的偉大戰(zhàn)役,井岡山率先出列,摘掉了貧困帽子;而再過一年,全國的脫貧攻堅戰(zhàn)也將取得全面勝利,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將徹底擺脫絕對貧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

  在梁家河當過7年農民的習近平,對中國農民情深義重,他知道農民的苦,了解農民的難,日思夜想的都是如何把農民帶出貧困,如何讓農民過上好日子。

  河北省阜平縣駱駝灣村村民唐宗秀至今還記得2012年那個冬天:家門外用石頭鋪的小路上都是雪,一位客人深一腳淺一腳來到家里。進了屋,也沒嫌干不干凈就坐下來,“和我拉家??墒怯H切”。走的時候,兩口子特意攙著客人走出門外,“我叫他慢著點,他也叫我慢著點,說路不好走?!?/p>

  這位特殊的客人,就是一個多月前剛剛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就在這普通的拉家常中,一個涉及億萬農村貧困人口福祉的脫貧攻堅戰(zhàn)略緩緩鋪開。

  此后8年,脫貧攻堅偉大戰(zhàn)役在中國大地上轟轟烈烈地打響。300多萬名黨員干部奔赴戰(zhàn)場,擔任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同近200萬名鄉(xiāng)鎮(zhèn)干部和數百萬村干部一道奮戰(zhàn)在扶貧一線。

  2019年6月16日晚,廣西百色,電閃雷鳴、暴雨傾盆。一輛車、一個人,正頂風冒雨行駛在一條山路上。

  這是一條與重病老父親含淚告別的路。病床上的父親試圖留住她:“天氣預報說晚上有暴雨,現(xiàn)在開車回村里不安全,明早再回吧?”

  這也是一條心急火燎回村的路。她說:“正因為有暴雨更得趕回去,怕村里受災,我馬上得走了?!?/p>

  然而,行至半道,山洪突然襲來,瞬間淹沒了這輛車,連同車里那個青春熱血的生命。

  在這場偉大戰(zhàn)役中,包括廣西百色百坭村第一書記黃文秀在內,1800個鮮活的生命定格在了脫貧攻堅征程上。這一刻,百年的誓言錚錚作響,一個世紀的旗幟獵獵飄揚。

  什么是初心?這就是初心!什么是使命?這就是使命!

  它始于百年歷史中,農民對黨的深情奉獻和黨對農民的深切掛念。

  十四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qū),很多都是革命老區(qū),地處深山,交通不便,僅靠自身的力量,很難快速脫貧。百年的情深似海,今天的休戚與共。脫貧攻堅偉大戰(zhàn)役正是對喂烈士遺孤奶水、自家娃娃米糊的沂蒙紅嫂的感恩;對“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zhàn)場”的太行兒女的感恩;對青壯年幾乎都參軍、“斷代性”犧牲的川陜蘇區(qū)的感恩。也許,只有到老區(qū)人民都小康的那一天,那積存百年的沉重情感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

  它源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為了民族整體利益、長遠發(fā)展而對農民欠下的歷史舊賬。

  新中國工業(yè)化的起步資金主要來源于農業(yè)的積累。而進入新世紀以來,城市規(guī)模不斷擴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公共服務的完善都需要大量資金,征用農村土地而獲得的土地出讓金是最大的資金來源。農民為中國工業(yè)化、城市化和現(xiàn)代化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今天,反哺農民是一種必然的邏輯,一次歷史的還賬!

  它也出于在新的歷史時期,面對國內外深刻復雜變化,中國如何發(fā)展的現(xiàn)實考量。

  我國GDP已經破百萬億,人口14億。如此體量的大國,發(fā)展當然很重要,但放在首位考量的始終是穩(wěn)定發(fā)展、是可持續(xù)發(fā)展、是高質量發(fā)展。如果貧困持續(xù)深化,一些國家貧富差距過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前車之鑒;如果不能在經濟社會上尋求更大公平,一些國家社會階層撕裂、政局不穩(wěn)就是活生生的教訓。如果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的問題持續(xù)得不到解決,就相當于給未來發(fā)展埋下一個巨大的隱患。因此,僅從現(xiàn)實角度看,絕對貧困也是中國崛起過程中繞不過的溝坎、避不開的洼地。

  2021年2月25日。

  讓我們記住這個日子。這一天,習近平總書記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脫貧攻堅戰(zhàn)取得了全面勝利!

  償千載宿愿,建不世之功。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光榮,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光榮!

  中國的脫貧成果也引來世界的目光。聯(lián)合國首席經濟學家艾略特·哈里斯評價道,中國消除絕對貧困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和“令人鼓舞”的偉大成就。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刊文介紹了貴州一個村的脫貧致富實踐,感嘆:“絕對貧困在中國已成為歷史?!?/p>

  六

  漫長的農耕文明時代,中華民族都始終站在世界舞臺的中心,卻在西方工業(yè)革命后斷崖式跌落。但這不是歷史大勢,這只是短暫的波折。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從荊棘中逆襲,走過百年崢嶸。下一個百年,以鄉(xiāng)村全面振興為起點,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必將重啟榮光

  1969年1月13日,北京火車站人山人海,一個不到16歲的少年,帶著滿滿兩箱書,登上了開往延安的“知青專列”。在這片他的父輩曾經戰(zhàn)斗過的熱土上,他將開啟他的人生征程。

  列車南行河南,再沿隴海線西行,到西安后北折,寫了一個巨大的倒“幾”字。到達銅川后,換乘卡車到延安,再到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最后,穿過一道狹長的溝道,來到梁家河。

  也許正是因為以這個黃土塬上最普通的村莊為起點,在此后的歲月里,“農民”兩個字深深地融入他的血脈情感里;多年以后,又重重地刻進他治國理政的理論與實踐中。

  從梁家河,帶著農民建沼氣池、辦鐵業(yè)社;到正定,開創(chuàng)河北省第一個“大包干”試點先河;到寧德,深植擺脫貧困的理念與方略;再到浙江,完成鄉(xiāng)村振興試驗田、中國夢起手式的探索。中國農民的偉大實踐滋養(yǎng)著他,而他,也在一路行思中埋下了未來大國復興道路的伏脈。

  “我們要堅持用大歷史觀來看待農業(yè)、農村、農民問題,只有深刻理解了‘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闭贫驺筱蟠髧?,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兩個一百年”的遼遠視野,極具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了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發(fā)出“堅持農業(yè)農村優(yōu)先發(fā)展”的劃時代號令。

  這當然不只是情感縈系,也是對歷史的洞見,對未來的擘畫。

  如果把三農問題放在歷史長河,特別是近代以來全球現(xiàn)代化轉型進程中去考量,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三農問題是帶有持續(xù)性的根本問題,中國社會在不同階段爆發(fā)出不同矛盾,本質上都是三農問題與其他矛盾的交織疊加;三農問題也是全球現(xiàn)代化轉型中最要害、最復雜的問題,如何對待三農,決定了與資本主義國家冷酷擴張道路相比,我們是要走一條什么樣的現(xiàn)代化道路的問題。

  十八大以來,農業(yè)農村取得歷史性成就、發(fā)生歷史性變革。當前,站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又一個歷史關口,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向全黨發(fā)出號召:“民族要復興,鄉(xiāng)村必振興。”“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要全面推進鄉(xiāng)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p>

  這一刻,儒家思想里的“天下大同”,文人筆下的“桃花源”……所有對鄉(xiāng)村的詩意暢想都有了具體的承載;而現(xiàn)實中的鄉(xiāng)村,又將以歷史未曾有過的想象力,繪就一幅全新的振興圖景。

  在這幅新圖景里,我們的鄉(xiāng)村將以產業(yè)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tài)振興、組織振興為基礎,實現(xiàn)“產業(yè)興旺、生態(tài)宜居、鄉(xiāng)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農業(yè)將成為有奔頭的產業(yè)、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yè),農村成為安居樂業(yè)的家園,實現(xiàn)“農業(yè)高質高效、鄉(xiāng)村宜居宜業(yè)、農民富裕富足”。

  屆時的鄉(xiāng)村振興,將不僅僅是產業(yè)振興,而是囊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文明等五位一體的全面振興;不僅僅是鄉(xiāng)村自身的振興,而是以城鄉(xiāng)融合為基礎的整個中國的振興;不僅僅是一國一時的振興,而是在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的特色振興。

  歷史雖然漫長,緊要處卻往往只有幾步。

  過去百年里,正是因為參透了中國社會最基本的運行規(guī)律,抓住了三農這個根本要素;也因為始終以一顆最柔軟的心看待三農,中國共產黨總能站在歷史正確的那一邊,即便是短暫出現(xiàn)偏差,也總能及時糾正,重回正軌。

  今天,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的歷史節(jié)點,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再一次做出了正確的歷史抉擇。

  這是百年國運的逆襲,也是復興偉業(yè)的起點!

  這是過往最好的時光,也將是未來最平常的歲月!

  滾滾長江天際而流,險峻處“巨石巉巖臨積水,波浪轟天聲怒”,留下無數不朽的詩篇。

  如今,曾經“瞿塘險過百牢關”的長江三峽,早已被當今世界最大的水力發(fā)電工程——三峽大壩截流。洶涌而下的怒湍激流行至此處而乍變,忽轉為高峽平湖。

  “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這是長江上的驚世力量;這也是歷史長河中的驚天逆轉,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農民一道,開啟了中國命運的大轉折,締造了中國命運的新天地。

  歷史的長度雖是時間的疊加,但每一個百年,與其他百年的厚度都不盡相同。

  剛剛過去的壯闊百年,是中華民族史冊上最為厚重的一頁;而走過雄關漫道的中國,未來也必將如三峽大壩開閘時的天地豪情,凝乾坤之偉力,啟萬象之新章,在中華史上書寫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在人類史上探索中國道路的偉大實踐!

  代表作二:大跨越,中國歷史乾坤再造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農民(中)

  在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回望歷史,本身就是擁抱未來的最好姿態(tài)。然而,用什么樣的視角去書寫歷史,用什么樣的史觀去看待歷史,決定了我們將走向一個怎樣的未來,塑造一個怎樣的世界。

  1921—2021,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創(chuàng)造的震古爍今的偉業(yè)中,農業(yè)農村農民究竟是怎樣一種存在?

  歷史長河靜觀之時似乎總是風平浪靜,只有驀然回首,才能真切體會它的波瀾壯闊。

  從牛耕人拉、看天眼色的傳統(tǒng)農業(yè)到機藝融合、適度規(guī)模的現(xiàn)代農業(yè),一百年來,中國農業(yè)把“誰來養(yǎng)活中國人”的世紀之問拉直成大寫的驚嘆號,成為護佑現(xiàn)代化航船須臾不可或缺的定盤星、壓艙石。

  從“皇權不下縣”的凋敝鄉(xiāng)村到與城市融合發(fā)展的美麗鄉(xiāng)村,一百年來,中國農村為全面小康的戰(zhàn)略藍圖補上了最生態(tài)最要勁的一塊,成為支撐民族復興堅如磐石的大后方、根據地。

  從被馬克思喻為散狀“馬鈴薯”的傳統(tǒng)小農到當家做主、組織起來的農村居民,一百年來,中國農民正在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全方位的共建共享中,收獲著越來越多的幸福感、安全度。

  百年巨變,彈指一揮,這是再好不過的回望契機。叩問史冊,秉燭沉思,我們應該從百年黨史的輝煌跨越中去尋回什么?我們應該從中國社會的乾坤再造中去記取什么?

  歷史,比任何滔滔不絕的雄辯更能呈現(xiàn)真理,更能留下啟示。

  一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正是農民從主體意識覺醒到主體能力提升、進而實現(xiàn)最廣泛民主權利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之所以迥異于全球史上每一次農民革命和運動,就在于中國共產黨絕不是恩賜者、施與者,而是一種引領者和扶助者

  “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

  李大釗在《青年與農村》中說:“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

  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農民問題的樸素認知和深切關注。

  “中國農民至少占總人口的五分之四,他們用自己寬厚的背脊,擔負著供養(yǎng)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p>

  全球通史專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解析中華文明為什么綿延不斷時,把重要一票投給了中國農村和農民。

  在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中國農民始終處在被奴役的位置,孔子嘆息的“猛于虎”的“苛政”無法根治;“一治一亂”的循環(huán)周期率無法打破;“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歷史怪圈無法跳出。

  “農村凋敝,國本動搖”。進入近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三座大山”的重壓下,鄉(xiāng)村更是全面潰敗,廣大農民流離失所、餓殍枕藉,在無邊的長夜里苦苦掙扎。

  盡管仁人志士把悲憫目光落在鄉(xiāng)村和農民身上,但無論是“鄉(xiāng)村建設運動”、還是“農村復興計劃”,都沒有找到能夠打開鄉(xiāng)村與農民這把鎖的鑰匙。唯有中國共產黨,歷史性地把農民問題的解決,放到了心上、扛在了肩上。

  前后比照,才能輝映歷史性抉擇的真理光芒。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農民這三組歷史鏡頭最能說明,激活衰敗大地的難題在彼時找到了答案——

  1950年12月25日,陜西省合陽縣路井鎮(zhèn)路一村農民侯永祿的日記里留下了分地的記憶:“當看到寫著自己名字的木牌立在田頭時,人們禁不住熱淚滿面?!钡?953年春,全國有3億多無地少地農民,無償獲得約7億畝土地,擁有了土地產權的農民面貌一新,干勁沖天。

  1986年12月23日,吉林省梨樹縣梨樹鄉(xiāng)北老壕村首次由農戶代表推選村干部候選人,上級不劃框子、不定調子。全村2000多名村民踴躍投票,大會一直開到后半夜,每到選舉揭曉時總是歡聲雷動,村里熱鬧得像過年一樣。這種撒大網式推選候選人的辦法,就像“大海撈針”,被逗趣地叫作“海選”,此舉也成為中國農村民主自治制度建設的重要里程碑。

  2018年9月27日,浙江省淳安縣楓樹嶺鎮(zhèn)下姜村村民姜麗娟從風景如畫的家鄉(xiāng)出發(fā),代表一千多萬浙江農民,站上了聯(lián)合國“地球衛(wèi)士獎”的領獎臺。新時代的中國農民通過自身行動和影響力,向全世界綻放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之光。

  如果把這三個鏡頭置于中國現(xiàn)代化轉型這個時空坐標系中考量,它的標注意義就在于揭示了一個事實: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正是農民從主體意識覺醒到主體能力提升、進而實現(xiàn)最廣泛民主權利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之所以迥異于全球史上每一次農民革命和運動,就在于中國共產黨絕不是恩賜者、施與者,而是一種引領者和扶助者。

  馬克思說,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從這個視角反向打量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程,我們會發(fā)現(xiàn),無論何時,只要調動和保護了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自主權,充分尊重了農民的意愿、實踐和創(chuàng)造,我們的事業(yè)就能開拓新局面,否則就會陷入被動、遭遇困境。

  換句話說,這個過程也正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農民相互成就的過程。

  二

  千百年來,農民與土地就如一對連體兄弟,血肉相連分不開。中國革命的成功從解決土地問題發(fā)軔,從那時起,調整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就成為百年黨史基本的邏輯線,也成為中國大跨越伏脈百年的生命線

  倉頡造字,頗具深意。有“田”為基才能“富”,土地是財富之母,是農民生存與生活的根基。翻開歷史,造就每一次太平盛世的因素很多,但要找出一個最為一致的規(guī)律,恐怕就要數處理好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問題。一套好的土地制度,往往具有穩(wěn)定與發(fā)展的雙重功效。

  清朝,蒲松齡——“日望飽雨足秋田,雨足誰知倍黯然。完得官糧新谷盡,來朝依舊是兇年?!?/p>

  民國,井岡山民謠——“紅軍來到掌政權,春光日子在眼前;窮人最先得好處,人人都有土和田。”

  詩歌讓這種時空對比更為可感。

  盡管孫中山早在《民生主義》演講中就提到,“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于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钡挥兄袊伯a黨人把這一解題思路放諸中心位置并付諸革命實踐。

  從1925年《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到1928年《井岡山土地法》,再到1947年《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國共產黨分階段、有步驟地帶領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刷新了千年以來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把農民從封建制度中解放出來,讓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

  回溯這段歷史,背后的邏輯線異常清晰:土改滿足了農民對土地的渴求,獲得土地和人身自由的農民積極投身革命、為革命取得全面勝利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杜潤生的總結更為有力:“農民獲得土地,中國共產黨獲得農民支持”。

  黃炎培赴華東實地考察土改后,感慨土改的巨大成就:占新中國人口80%的農民翻身了,組織起來了,真正揚眉吐氣了,生產的積極性激發(fā)出來了。此時,距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告中國人“站起來了”,僅僅一年零四個月。

  查閱史料,有一個詞經常被用來形容那時的農民,那就是“翻身”。美國記者韓丁在其長篇紀實文學《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中,解釋了“翻身”的涵義:對于貧困農民來說,這意味著站起來,打碎地主的枷鎖,獲得土地、牲畜、農具和房屋,意味著進入一個新世界。

  翻身對于農民生產積極性的調動作用是翻天覆地的,并最為直接地體現(xiàn)在整個國家農業(yè)生產水平的跨越式提升。1949-1952年,我國農業(yè)生產總值增長了53.4%,年均增速15.4%,主要農產品產量超過了二戰(zhàn)前最高的年份產量。

  歷史總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新中國成立之初,通過農業(yè)互助合作,特別是初級農業(yè)合作社,直接推動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再一次變革。初級農業(yè)合作社的土地規(guī)模經營也取得了比之前農民小塊土地分散經營更多的效益,農民也從勞動和土地分紅中獲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利益實惠。但由于之后過快地向高級社過渡,特別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非理性冒進,脫離了當時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挫傷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政策失誤加上自然災害,導致糧食產量急劇減少,很多人的生活開始發(fā)生嚴重困難。

  歷史證明,如何處理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問題,是革命、建設成敗的關鍵因素,是生命線。當我們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了,農民獲得土地權利,我們就獲得了農民的擁護;當在這個問題上發(fā)生偏差,我們的事業(yè)就會出現(xiàn)挫折;而當我們再度回到這條生命線,再度解放思想、尊重農民、順應農民、糾偏正誤,我們又能重新獲得農民的擁護,推進事業(yè)邁入新的跨越。

  1978年春天開始,安徽肥西縣幾乎滴雨未下。中、晚稻已絕收,秋種再不種下,來年的饑荒不堪設想。9月15日晚上,山南鎮(zhèn)黃花大隊召開會議,商量出的解決辦法是:把地“借”出去分給村民,包產到戶,搞責任田?!包S花會議”很快波及山南區(qū)乃至整個肥西縣。而1978年11月24日的晚上,安徽西北部的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按下手印決定大包干。這一幕后來被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源頭。

  惶恐于饑餓,又恐慌于違反政策,雙重折磨下的農民,把“球”踢給了領導者。“只要能增產就是好辦法,怕什么?這兩個大隊我已經批準他們繼續(xù)試驗,錯了我負責?!?980年7月,習仲勛在廣東先后到仁化、佛岡、從化等地就農業(yè)發(fā)展情況進行調查研究,他對從化兩個大隊“產量承包責任制”試驗的良好效果給予充分肯定與支持。

  1982年1月1日,一份《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對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在內的多種“包字頭”責任制,作出了姓“社”的重大判斷。作為改革開放后首個專注于三農的中央一號文件,它的出臺標志著“包”打天下被中央授權。

  一“包”就靈,這種“靈”最直觀地體現(xiàn)在糧食產量上。從1978年的3.05億噸增長到1984年的4.07億噸,相應地農民收入實現(xiàn)年均增長15.1%,增幅是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近兩倍。

  生產關系的調整并非一勞永逸,農民與土地關系問題又將迎來新挑戰(zhàn)。伴隨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深入推進,農村勞動力大量進城,“誰來種地”成為新難題。與此同時,現(xiàn)代農業(yè)對土地規(guī)模經營的要求愈加迫切。農村土地改革再一次呼喚制度創(chuàng)新。

  紅手印契約故事已經過去了38年,小崗早已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2016年的春天,清風拂面,麥苗青青。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小崗村,他說:“今天在這里重溫改革,就是要改革開放不停步,續(xù)寫新的篇章?!?/p>

  就在這一年,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重點在于放活經營權。農民對承包地除了占有、使用、收益,還可以流轉、抵押、擔保,土地經營方式演變?yōu)椤凹w所有,農戶承包,多元主體經營”的立體復合型現(xiàn)代農業(yè)經營體系。

  這是我國農村改革史上又一個重大制度創(chuàng)新,這也是農民與土地關系的又一個飛躍。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重構農民與土地所有權的關系之后,再一次賦予農民在土地承包權上的重大保障。確實權、頒鐵證,手握這一重保障的農民,進可自由流轉,不會被土地束縛;退能穩(wěn)定擁有,不必擔心像歷代農民一樣失去土地??蛇M可退、進退有方。

  鄧小平在1990年暢想的適度規(guī)模經營這一中國社會主義農業(yè)改革與發(fā)展的第二個飛躍,正在逐步照進現(xiàn)實。截至2018年,涉及全國2838個縣(市、區(qū))及開發(fā)區(qū)、3.4萬個鄉(xiāng)鎮(zhèn)、55萬多個行政村的15億畝承包地確權給2億農戶。2019年,承包耕地流轉面積超過5.55億畝,新型經營主體超過320萬家。

  “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wěn)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庇腥擞嬎氵^,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上近3個半小時的報告過程中,會場響起了七十余次熱烈掌聲,這句給億萬農民吃下“定心丸”的話,收獲的掌聲時間最長?!伴L久不變”四個大字將護佑億萬農民放膽奔跑在中國特色農業(yè)現(xiàn)代化的大道之上。

  “誰贏得了農民,誰就贏得了中國。而誰解決了土地問題,誰就贏得了農民?!泵珴蓶|在延安窯洞寫就的這句經典名言,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座右之銘,成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成功的利器秘鑰,也必將是中國未來發(fā)展必須牢記的真理。

  三

  從4億人吃不飽到14億人吃得好,中國共產黨的糧食安全戰(zhàn)略讓我們在面對任何風險挑戰(zhàn)的時候,都能夠保有“任憑風浪起,我有壓艙石”的底氣。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解決了歷朝歷代幾千年沒有解決的沉疴痼疾,這份跨越、這份貢獻,叫歷史怎能不大書特書

  2021年5月24日,湖南長沙開始放晴,上午10時,袁隆平遺體告別儀式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民眾從四面八方趕來,只為送他最后一程。

  在堆如小山的祭奠花束中,一張卡片上的話格外引人注目:“這世上沒有神仙,也無需立廟,因為每一縷升起的炊煙,都是飄自人間的懷念?!睂τ谶@位為糧食增產孜孜以求、奉獻一生的老人的離世,也許有著饑餓記憶的國人更能真切體會其哀痛之深。

  美國學者沃爾特·馬洛里在1926年出版的《中國:饑荒的國度》一書中說到,發(fā)生饑荒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從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之間,所知的饑荒就有1828次。在某些省份,幾乎每年都有一次。

  英國經濟史學家R.H.托尼對新中國成立前農村的饑荒和農民生活的脆弱性描述更為生動,他說:饑荒總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有些地方,農村人的處境就像永遠站在齊脖子深的水里,只要微風吹起一點漣漪,就能把他們淹死。

  中國曾經最為自豪的農業(yè)隨著中華帝國的全面落后而衰敗,到1840年,一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沒有變化,全國人均糧食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國,每個農場都有一部蒸汽機;在美國,人均糧食已接近1000公斤。

  有人測算過,生活在1949年的中國人,每人每天只能得到0.57公斤糧食、0.013公斤油料。吃飽飯,在今天看來幾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對當時的人們卻是那么遙不可及,對剛執(zhí)政的中國共產黨更是嚴峻的大考。

  天翻地覆慨而慷。2020年,中國糧食產量實現(xiàn)歷史罕見的“十七連豐”,連續(xù)六年穩(wěn)定在1.3萬億斤水平之上,人均占有量達到470公斤,連續(xù)多年超過國際糧食安全標準線,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中。

  今昔對比,造就翻天覆地變化的因素有很多,有制度的績效,有科技的力量,有投入的保障,但人的因素仍是其中的重要變量,調動和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不二法門。

  “農民分得了土地之后,舍不得穿,舍不得吃,盡一切力量投資到生產里頭去。農民有了牲口、有了水車,再加上勞動互助,生產就發(fā)展了。”陳云對土改激發(fā)生產力的分析有數據的堅實支撐:1952年,糧食產量比1949年增長了44.8%。在隨后幾年農業(yè)生產中,土地改革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制度績效。

  即使到了人民公社時期,生產方式已經嚴重束縛生產力發(fā)展,但面對與自然災害的斗爭,人的積極性主動性仍然是“戰(zhàn)天斗地”的動力源泉,開啟了以水利化為主要內容的早期農業(yè)現(xiàn)代化探索。上世紀50-70年代,從“人工天河”河南林縣紅旗渠,到“青石板上創(chuàng)高產”的河北遵化沙石峪,再到“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山西昔陽大寨村,各地農民以特有的苦干實干精神,用銑鍬、條筐、獨輪車,肩挑手推,修筑起大大小小數萬水利工程設施,直到今天還在發(fā)揮作用。

  改革開放后,我國糧食生產更是插上了制度創(chuàng)新的翅膀。1984年,全國幾乎所有生產隊都實行了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糧食產量突破8000億斤,人均糧食擁有量達800斤。就在這一年的聯(lián)合國糧農組織大會上,中國政府鄭重向世界宣布“中國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

  有人總結,中國糧食和農業(yè)要搞好,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但這些外因也終究需要通過農民的積極性來發(fā)揮出最大的效應。

  然而,由于種糧比較效益不高,用工等成本又不斷抬升,農民務農種糧的積極性受到一定影響,“誰來種地”特別是“誰來種糧”的問題亟待破解。中國農民從經營體系入手進行了又一次創(chuàng)造。

  上世紀90年代起,每到夏收時節(jié),幾十萬臺聯(lián)合收割機就要開始一場浩浩蕩蕩的“大遷移”。這些“鋼鐵麥客”從5月份河南南陽開始,沿著小麥成熟的速度和方向,有條不紊地一路向北,到8月底剛好趕上黑龍江小麥收獲。這種跨區(qū)域專業(yè)化機械調度,使中國3億多畝冬小麥收割基本實現(xiàn)了機械化,更重要的是開創(chuàng)了農業(yè)生產性服務業(yè)的先河。

  中國特色糧食穩(wěn)定發(fā)展的功勞簿上,農業(yè)社會化服務體系應有一席之地。以農業(yè)生產托管為例,在四川廣漢,全程托管的農戶,每畝生產成本比自己耕種減少了57.5%,水稻單產提高了50公斤以上。

  農業(yè)社會化服務除了對糧食的貢獻,在生產關系層面的深層變革也值得稱道。在不流轉土地、保持原承包關系不變的情況下,糧食生產破除了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方式,實現(xiàn)了經營規(guī)模化、組織化;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脫離了土地的束縛,得以安心外出務工或從事二三產業(yè)。

  回顧新中國七十多年歷史,糧食總產量增加近5倍,從4億人吃不飽到14億人吃得好,困擾歷朝歷代的饑餓問題一去不復返;糧棉油糖供給結構不斷優(yōu)化,低質低效的減下去,優(yōu)質綠色的增上來,“米袋子”越來越豐富,“錢袋子”越來越充盈;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糧食綜合產能穩(wěn)步提升,使我們即使面對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和新冠肺炎疫情這樣橫掃全球的風險挑戰(zhàn),仍然保有“任憑風浪起,我有壓艙石”的底氣。

  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解決了過去幾千年沒有解決的沉疴痼疾,這份跨越、這份貢獻,叫歷史怎能不大書特書?

  四

  基層民主進程的每一步跨越都源自農民的大膽探索,而中國共產黨為農民謀幸福的初心,對農民權利的尊重、對農民福祉的維護,讓農民的創(chuàng)造力成為推動歷史大跨越的強大動能

  河北省安平縣臺城村,全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紀念館前,高大的紅色石柱上,一團熊熊火焰燃燒不息。

  1923年4月的一個夜晚,北大紅樓一個僻靜處,李大釗鄭重地對學生弓仲韜說:“農民運動的發(fā)展需要一批仁人志士來推動,你回家鄉(xiāng)安平一帶農村發(fā)展組織進行斗爭,怎么樣?”

  “請黨組織放心,我一定不負重托!”當年8月,弓仲韜回到家鄉(xiāng)臺城建立中共臺城特別支部,在冀中平原的農村播下第一?;鸱N。

  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小農都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盤散沙。馬克思曾斷言:小農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他們不能形成任何全國性的聯(lián)系,不能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好像一袋“馬鈴薯”,雖然裝在一個袋子里,卻是彼此分離的。

  “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xiāng)紳。”這種皇權下的鄉(xiāng)紳自治結構,形構了中國以農耕經濟為基礎,以封建宗法文化制度對農民進行強控制的超穩(wěn)定的封建社會形態(tài)。

  盡管“開發(fā)農民的力量”成為近代中國社會上一股浪潮,但各式各樣的鄉(xiāng)建運動,卻因沒有找到土地這一提綱挈領的“牛鼻子”而以“號稱鄉(xiāng)村運動而鄉(xiāng)村不動”的結局告終。

  直至中國共產黨把自己與農民的命運融合在一起,并通過土改,把農民組織起來,從根本上重塑國家和農民之間的關系,發(fā)明了卓有成效的動員和治理技術,使農村社會結構和治理體系發(fā)生了根本性轉換。

  難怪鄉(xiāng)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感嘆,中國自古領導農民運動的,從來沒有像中國共產黨與群眾結合得這樣好,真是“鬼斧神工,奇妙絕倫”。

  組織起來的農民告別了一盤散沙,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社會讓位于以黨支部為戰(zhàn)斗堡壘的現(xiàn)代農村。這是中國農村跨越千年的大變遷,也是中國農村從傳統(tǒng)時代進入現(xiàn)代文明的歷史性變革。

  其實,通過農業(yè)互助合作的方式把農民組織起來,日益與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和基層政權組織相銜接和融合,不但進一步鞏固了人民政權,而且也發(fā)揮了積極的鄉(xiāng)村治理作用。但由于后來脫離實際、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體制,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嚴重制約了農村生產力的發(fā)展。

  正如杜潤生所言:“農民說不怕累,就怕捆。中國農民有了一點自由,是能夠做出許多創(chuàng)造的。”

  順應生產力的發(fā)展和農民的訴求,鄉(xiāng)村治理方式的變革又一次“箭在弦上”。樟樹不語,見證歷史。1980年2月5日,在廣西河池市宜州區(qū)合寨村果作屯村口的大樟樹下,38歲的生產隊長韋煥能組織召開村民大會,85戶農民用卷煙紙作選票、竹米筒作票箱,選舉產生了我國第一個村民委員會。剛剛吃上飽飯的合寨村村民,在懵懵懂懂中定下了村委會的名稱、架構、職能和選舉方式,擂響了我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開場鼓”。

  在農村基層通過群眾自治,實行直接民主,這是“最廣泛的民主實踐”。彭真對這場以解決包產到戶后,生產隊的凝聚力和約束力減弱、農村社會事務無人管理問題的民主試驗予以高度評價。

  新生事物一經誕生就向神州大地散發(fā)出春天的信息。1982年,村民委員會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寫入憲法,“村民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居民選舉”;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實施,確認了又一個發(fā)生在農村大地上的偉大創(chuàng)造,村民自治實現(xiàn)了從靜悄悄的革命到大張旗鼓推進的歷史性跨越。

  在黨和國家的支持下,農民的民主創(chuàng)造精神充分釋放:河南鄧州“四議兩公開”工作法、寧夏中寧“五牙子章”村級民主理財模式、廣東云浮“鄉(xiāng)鎮(zhèn)、村、村民小組”三級理事會等創(chuàng)新探索各有特色,避免了“選舉時有民主,選舉完沒民主”。

  嘗到自治甜頭的中國農民,帶著“探索不同情況下村民自治有效實現(xiàn)形式”的高度自覺,邁入新時代,形成了可學可鑒的典型經驗:廣東佛山的新鄉(xiāng)賢治村、上海寶山的“社區(qū)通”智慧治理、湖南新化的積分制管理、安徽天長的小微權力清單……再一次印證了只要賦權農民,農民就能不斷創(chuàng)造奇跡的道理。

  黨的十九大上,頂層設計和農民智慧再次融合。報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xiāng)村治理體系”,以問題為導向,為提升鄉(xiāng)村治理現(xiàn)代化水平指明了方向和路徑。

  聽到習近平總書記在報告中講到“三治融合”創(chuàng)新,浙江桐鄉(xiāng)市越豐村的村民備感興奮、自豪。2013年6月起,為了破解鄉(xiāng)村治理面臨的新困境和新課題,越豐村堅持黨建引領,以“自治、法治、德治”為理念,摸索創(chuàng)造了“大事一起干、好事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好經驗。

  至暗漫長的封建時代,這些不知權利為何物、甚至很多連名字都沒有權利擁有的農民,苦苦掙扎于社會治理的最底層。他們?yōu)榱俗顦闼氐拿裰髟竿谝淮未无r民起義中拋灑熱血,卻在一次次改朝換代的循環(huán)中淪為草芥。有且只有中國共產黨,充分尊重并引導挖掘億萬農民的治理智慧,讓他們迸發(fā)出改天換地的力量。

  這智慧,這力量,也必將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成就中國新的跨越。

  五

  每一次圍繞農民收入的改革都可視作把權利交回農民的過程,包產到戶、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進城打工等等被稱為中國農民偉大創(chuàng)造的創(chuàng)舉,在中國共產黨的引導、支持和扶助下,造就了中國農村亙古未見的巨大跨越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爺爺

  在土里埋葬?!?/p>

  1942年,詩人臧克家目睹了河南農民至貧至苦的生活,憤然寫下這首題為《三代》的新詩。短短21個字,字字血淚,名為“三代”,實則寫盡了農民延續(xù)千年的悲慘生活和悲劇命運。

  中國歷朝歷代,皆以農為本。但奇怪的是,普遍的“重農抑商”政策的結果,卻使農民“終歲勤勞而不得食”。司馬光曾感嘆:四民之中,唯農最苦。

  在費孝通看來,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所以他倡導的農村工業(yè)化、農民“離土不離鄉(xiāng)”等,都是基于增加農民收入這個基本信念。一直到今天,增加農民收入也仍然是我們黨和國家解決三農問題最重要的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

  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每一次農村改革,都可視作把權利交回農民的過程和增加農民收入的實踐歷程。包產到戶、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進城打工等等被稱為中國農民偉大創(chuàng)造,也都是農民突破體制弊端自由選擇的結果,更是為了過上富裕生活努力奮斗的結果。

  上世紀80年代前后,被國外稱作“中國經濟崛起的秘密武器”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異軍突起。鄧小平曾在1980年、1984年和1992年三個改革開放的重要時間節(jié)點談到了“傻子瓜子”這個民營企業(yè),肯定了個體私營經濟的發(fā)展,解決了個體戶雇工的問題,破除了對農民從業(yè)的限制,農民被賦予自主經營地位。從此,農民就業(yè)逐步放活,就業(yè)機會不斷增加。

  在廣袤的農村,江蘇華西村吳仁寶、江蘇永聯(lián)村吳棟材、浙江橫店村徐文榮、河南劉莊村史來賀等能人大量涌現(xiàn),萬向集團魯冠球等農民企業(yè)家叱咤商海,閃耀了一個時代。如今,脫胎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民營經濟,仍然是國家發(fā)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上世紀80年代,城鄉(xiāng)二元格局被農民拱開一道縫。農村富余勞動力離開土地,背井離鄉(xiāng),進城打工。從1989年的3000萬“流動大軍”,到而今近3億農民工群體,30年間,中國農民以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遷徙,用辛勞和汗水撐起了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奇跡。中國成為制造業(yè)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農民工居功至偉。

  但農民收入過低問題仍然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社會成為最為突出的三農問題,引起從廟堂之高到江湖之遠的憂慮。2003年全國“兩會”之前,有媒體曾在人大代表中做了一個調查,50名代表中有40位不約而同地把三農問題列為新一屆政府需要面對的最大難點,其中,又有28人認為,三農問題中最難的當屬農民增收。

  怎么辦?唯有“多予少取放活”。2004年1月,針對新世紀以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中央下發(fā)了《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這是新世紀第一個關于三農的一號文件,也是改革開放以來針對三農的第六個中央一號文件,與1982-1986年連續(xù)五個中央一號文件遙相呼應。自此以后,中央一號文件持續(xù)鎖定三農問題,三農問題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工業(yè)反哺農業(yè),城市支持農村”,黨和國家強農富農惠農政策力度不斷加強。2006年,實行2600年的農業(yè)稅正式宣告取消,農民每年減輕稅費負擔超過1335億元。隨后,以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農機購置補貼為主要內容的“四項補貼”制度建立,中國特色的農業(yè)支持保護政策框架基本形成。

  “檢驗農村工作實效的一個重要尺度,就是看農民的錢袋子鼓起來沒有?!秉h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義的理論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設、實踐創(chuàng)造,推動農民增收勢頭保持上揚,路徑不斷拓寬,動能持續(xù)壯大,機制逐步健全,實現(xiàn)了農民增收的“十幾連快”,才有了連續(xù)幾年既跑贏GDP增速、又跑贏城鎮(zhèn)居民收入增速的“兩個高于”。2020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7131元,提前一年實現(xiàn)比2010年翻一番目標,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比穩(wěn)步降至2.56,農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顯提升。

  當前,在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大背景下,農村產業(yè)融合正被看成農民的“第四次創(chuàng)造”。休閑農業(yè)、鄉(xiāng)村旅游、電子商務等新產業(yè)新業(yè)態(tài)新模式蓬勃興起,從4000余個大型淘寶村集群,到“新農人”“城歸族”創(chuàng)業(yè)熱潮,從支撐億萬農民實現(xiàn)脫貧的扶貧產業(yè),到引領鄉(xiāng)村全面振興的高質量產業(yè),廣大農村正迸發(fā)出新活力和新動能。

  中國農民身上蘊藏著無窮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力,他們?yōu)榘l(fā)展探路、為改革破題、為建設助力。只要給他們足夠的自主空間和發(fā)展權利,他們就能以主人翁精神創(chuàng)造出更加美好的盛景。

  六

  深化農村改革、邁向鄉(xiāng)村振興,在農業(yè)農村優(yōu)先發(fā)展的前提下,核心仍然是尋找內生動力。而賦權農民就是這動力的最大源泉,必將為中國農村新的大跨越提供源源不斷的強勁動力

  回溯歷史,尊重、保障和實現(xiàn)農民最廣泛的權利是農村改革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而農民權利的實現(xiàn)也必然煥發(fā)出巨大的生產力。

  每畝成交價格52.5萬元!四川成都市郫都區(qū)戰(zhàn)旗村村民沒能想到,村里閑置多年的舊廠房能拍出“天價”。盤活沉睡資產,戰(zhàn)旗村打造出花海、川西民宿、“鄉(xiāng)村十八坊”等景點,村莊成了4A級景區(qū)。

  2015年,郫都區(qū)被列為全國33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之一,戰(zhàn)旗村享受到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同地同權”的紅利——不用先將土地征收為國有,可直接通過招拍掛將土地投入市場,土地溢價最大限度留到村里。

  2019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土地管理法》修訂,取消了多年來集體建設用地不能直接進入市場流轉的二元體制,為建立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土地市場提供了制度保障。

  據不完全統(tǒng)計,全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約4200萬畝,約占全國集體建設用地的13.3%?!巴赝瑱唷钡耐黄?,將為農民財產性收入增加提供巨大支撐。

  2005年12月,重慶一起交通事故賠付引發(fā)爭議。年僅14歲的女孩何源與兩名好友一同遇難,兩位城市女孩家屬分別獲賠20余萬元,而來自農村的何源,其父母只獲賠9萬元。

  “同命不同價”“同票不同權”……城鄉(xiāng)戶籍壁壘以及附著在戶口上的權利級差已經嚴重阻礙了農民對于平等權利的追求,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

  2016年,我國全面啟動戶籍制度改革,取消城市和農村戶籍之分,“城里人”“鄉(xiāng)下人”說法成為歷史。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在大城市推進“積分落戶”,一批批農民以新市民的身份融入了城市。截至2020年底,全國14億人實現(xiàn)戶口性質城鄉(xiāng)統(tǒng)一,1.2億農業(yè)轉移人口落戶城鎮(zhèn),戶籍人口城鎮(zhèn)化率達到45.4%。

  東北,黑龍江省克山縣仁發(fā)合作社。吸納農戶2638戶,直接經營土地5.4萬畝,畝均分紅910元,帶動入社農戶畝均多增收520元;東南,福建省沙縣高橋鎮(zhèn)官莊村。“原來貸款實在太難了,現(xiàn)在只要信用好,從銀行貸十萬塊錢,兩三天就能拿到手?!痹谝孕〕月劽珖纳晨h,徐道平對他的信用格外看重;西北,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平羅縣西靈村?!艾F(xiàn)在孩子上學也方便了,還不花一分錢!”因為有償退出耕地和宅基地,陳月義一家的新生活充滿了幸福和希望;西南,云南省開遠市樂白道街道辦事處舊寨社區(qū)。48戶居民因為即將告別老舊村宅,搬進別墅式小區(qū),從農村邁向城市而心情極好……

  這些變化來源于一次次深化改革,這些景象來自于一個個農村改革試驗區(qū)。就像四十年前賦予農民自主生產經營權的政策調整,徹底激活了死氣沉沉的農村生產力,深化農村改革、邁向鄉(xiāng)村振興,在農業(yè)農村優(yōu)先發(fā)展和政策傾斜的前提下,核心仍然是內生動力。而解放生產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激活各種生產要素,把農村要素市場化,把農村的產權、農民的產權還權于民,真正激發(fā)內生動力。

  放眼更廣闊的層面,脫貧攻堅和鄉(xiāng)村振興兩大戰(zhàn)略接續(xù)發(fā)力,以巨椽之勢描畫著鄉(xiāng)村跨越的新藍圖。如果說“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曾經是中國農民對于社會主義美好生活極為形象的概括,如今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fā)展,這種形象說法亟須升級版。因為農民的幸福指數越來越高,評價標準越來越多元。

  從劈柴燒火到用上清潔能源,從臭氣熏天的旱廁到一按沖洗,從手提肩挑打水到自來水到戶進屋;快遞進村,網絡普及,手機支付代替了現(xiàn)金購物,各類家電進入尋常農家,小汽車也成為不少農村人的代步工具。農民的生活正與現(xiàn)代化逐漸接軌。

  從過去畜拉人推的傳統(tǒng)耕作,到機械化、智能化、自動化;從過去守著土地當命根子,幾代人“土里刨食”,到進入市場多途致富;從過去“不好好學習就去修地球”,到現(xiàn)在種地也需高科技,農民也可評職稱。從身份到職業(yè),“農民”的定義正被深刻改寫。

  從一百年前文盲遍地,到而今義務教育廣泛普及,學雜費一律全免;從舊社會沒錢看病,到上世紀60年代赤腳醫(yī)生與農村合作醫(yī)療,低層次守護一代農民健康,再到新世紀后“新農合”為農民搭建起越來越牢固的保障;從1949年人均35歲的壽命預期到2020年的77歲,廣大農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正向更高水平邁進。

  從農業(yè)耕作的生產巨變,到衣食住行的生活巨變;從經濟權利逐步完善之變,到政治權利日益健全之變;從肉眼可見的外在有形之變,到具體可感的社會保障之變……窮盡史冊,中國農民沒有哪個一百年,會像這個一百年一樣,經歷如此偉大的跨越。

  中國農民,作為農產品的生產者、工業(yè)化的推動者、城鎮(zhèn)化的建設者,作為共和國發(fā)展的奠基者、貢獻者和探索者,如今正成為更加平等參與現(xiàn)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xiàn)代化成果的共建共享者,乘著“中國號”巨輪駛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來。

  以史為師,才能知來路;以史為鑒,方能啟新程。只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理解歷史、認識歷史、把握歷史,我們才能走上正確的路。

  解放農民、組織農民、松綁農民、扶持農民、賦權農民……回首百年黨史,中國共產黨解決農民問題的百年長程中,這些關鍵詞串聯(lián)成一條主線,在農民探索和國家推動這兩股相互作用的力量激蕩下,形塑著中國農村向前迅跑的姿態(tài),拓展著升騰在這片土地上的夢想實現(xiàn)的空間。

  中國農民問題的最終解決乃至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取決于一個促進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制度環(huán)境的確立。第一個百年目標使命達成的前夕,鄉(xiāng)村全面振興的戰(zhàn)略構想藍圖已經繪就。在朝著第二個百年目標奮進的全新征途上,這條主線將繼續(xù)引導著中國共產黨帶領億萬農民義無反顧,奔涌向前。

  代表作三:大智慧,中國道路開天辟地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農民(下)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只有站在現(xiàn)實的維度,從當下出發(fā),回望歷史的長河,我們才能真正明白這100年的價值和創(chuàng)造,這100年的改變和重塑,這100年血水淚水汗水澆灌的功勛和智慧。

  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從興業(yè)路到復興路……我們黨從最初的幾十個人發(fā)展成為擁有9100多萬名黨員、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在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執(zhí)政七十多年。百年征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攻克了一個又一個看似不可攻克的難關,創(chuàng)造了一個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而且,屢次沖過危急危險的歷史關口,實現(xiàn)一次又一次飛躍!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答案可能說出千條萬條,但核心的一條還要從他和農民的關系中去探尋。

  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要堅持用大歷史觀來看待農業(yè)、農村、農民問題,只有深刻理解了‘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10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億萬農民站起來、富起來并強起來,其間,付出了多少流血犧牲,又經歷了多少艱難險阻,有山重水復,亦有柳暗花明,但不管怎樣,黨與農民百年長守、相知相依,一路奮斗、一路探索。

  這是百年奮斗的大智慧。只有真正理解了背后的理論,領悟了其中的思想,讀懂了深藏的智慧,才能明白我們黨為什么能獲得農民的衷心擁護和支持,實現(xiàn)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我們黨為什么能在經歷了一些挫折和失誤之后,依然與億萬農民一起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創(chuàng)造農村改革發(fā)展的偉大奇跡;我們黨為什么能在短短一百年的時間,就帶領農民把沿襲了數千年的貧困和落后、饑餓與愚昧都甩在了身后,從一個傳統(tǒng)的農業(yè)國度走上了一條農業(yè)農村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之路。

  一

  “農為黨本”“本黨為農”。中國共產黨重農思想的偉大之處在于,既重視“農力”,更保障“農利”;既從方法論上總結出“重農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國之要”,更從價值觀上指明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

  燦爛的農耕文明,五千年煌煌巨史,農為本根。

  從“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到“富民者,以農桑為本”,從“四民分業(yè),士農工商”到“大本在農,而入手在商”,無論歷史如何變遷、經濟如何發(fā)展,重農的思想和傳統(tǒng)始終延續(xù)。

  但在歷史的另一側,卻是數千年延綿不絕的農民之苦。戰(zhàn)爭、天災、動蕩、賦稅、饑餓……始終如影隨形。雖然此間亦有“均田”“薄稅”“強本”“平糴”等發(fā)展農業(yè)生產、保護農民利益的思想,但終究都是作為維護統(tǒng)治的工具而存在。舊的社會制度土壤里,無論怎樣“重農”,只要農民改變不了自己的階級屬性,就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被剝削、被壓迫的命運。

  直到中國共產黨誕生。

  在現(xiàn)代建筑鱗次櫛比的廣州,有一座典雅古樸的古建筑坐落于中山四路。這里原是明清時期廣州培養(yǎng)儒生、祭祀孔子的所在地。1926年,毛澤東在此舉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yǎng)了大批農民干部,成為我國現(xiàn)代農民運動的啟蒙之地。

  講習所內,一面寫有“農為黨本”的紅旗鮮明奪目?,F(xiàn)代人習慣從左往右閱讀,往往將這句話讀成“本黨為農”。而無論是正讀還是反讀,都恰好是一個意思。

  簡單的四個字,標注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和農民之間最本質的關系,也是最深邃的智慧。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但是中國的國情是馬克思、列寧沒有遇到的,沒有現(xiàn)成答案。最根本的是,在一個小農占絕大多數人口的國度,無產階級如何奪取政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

  對此,毛澤東有深刻的認知。他高度重視農民,充分肯定農民。1926年,他親自出任《中國農民》雜志主編。同年9月1日,他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中號召:“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要立刻下了決心,向黨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xiāng)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斗,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lián)合戰(zhàn)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

  “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他們不僅堅定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更創(chuàng)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以其對中國農民的獨到理解與體驗,把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yè)同農民、農業(yè)、農村問題相結合,走出了一條新時代獨特的重農強農發(fā)展之路,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篇章。

  從“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到“農村包圍城市”;從“農業(yè)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到“要先把農民這一頭穩(wěn)下來”;從“改革開放的發(fā)明權是農民的”到“抓住農村這個大頭”;從“重中之重”“兩個趨向”到“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xiāng)”“民族要復興,鄉(xiāng)村必振興”……100年來,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探索創(chuàng)新,不斷實踐發(fā)展,最終形成了一脈相承的符合中國國情的三農理論體系,從而拓寬了馬克思主義解決三農問題的理論視野,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重農觀。

  這理論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他們不僅看到了“農民占中國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的潛力所在,更認識到了“比較香港海員和京漢路工的罷工,并不遜色”的現(xiàn)實革命性。

  這智慧的閃亮之處在于,既提出了要組織農民、團結農民,更強調要尊重農民、信任農民,要把農民滿意與否作為我們制定農村政策的出發(fā)點;既明確了要依靠農民、發(fā)動農民,也意識到了要啟迪農民、教育農民,努力提高農民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水平。

  這思想的偉大之處在于,他生長于“人民”的根本土壤,既突出“農力”,更保障“農利”;既從方法論上總結出“重農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國之要”,更從價值觀上指明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

  正是這種理論、這種智慧、這種思想,為我們實現(xiàn)一次又一次關鍵的轉折,取得一次又一次巨大的跨越,奠定了基礎,筑牢了根基。

  二

  農民是重要的發(fā)明者、創(chuàng)造者,也是最終的驗證者、檢閱者!黨心和民心的統(tǒng)一,黨的抉擇同農民意愿相結合,為土地問題的解決,乃至其他各個領域的突破,探索了發(fā)展路徑,找到了根本準則,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

  有一份藏于中央檔案館題為《中央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文件,時間定格在1946年5月4日。文件里明確提出,要決定把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實現(xiàn)“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這是千百年來農民關于幸福與自由最瑰麗的夢想、最偉大的憧憬,也是我們理解“農為黨本”最根本的邏輯起點。

  1947年7月17日起,在西柏坡惡石溝邊打谷場上舉行的“全國土地大會”會議一連開了50多天,100多名參會代表大多是穿過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專程而來。炎炎夏日,只有樹蔭、布棚遮陽,凳子不夠坐,代表們就坐在石頭和地上聽取報告。

  就是在如此簡陋的會場,誕生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國農民的命運由此迎來了里程碑式的轉折。

  歷史的波瀾起伏中,農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綿延不絕,但是農民戰(zhàn)爭改變了朝代,卻改變不了農民的命運。是中國共產黨人,解決了中國的這個“千年難題”,事實證明,這個問題也只有共產黨人才能解決。

  因為共產黨人更智慧嗎?

  是也不是。放眼歷史,“一條鞭法”“攤丁入畝”“兩稅法”“天朝田畝制度”“平均地權”……土地問題何曾是治理者的盲區(qū)?非不識也,乃不為也,實不能也!統(tǒng)治者的利益所向、政黨的階級屬性,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真正站在農民的一邊,不可能從根本上滿足農民的土地訴求。

  被譽為“近代地學之父”、曾參與國民黨在大陸土改的蕭錚曾說:“問題的焦點在于決心不夠,只要我們有推行土改政策的決心,法不完全,可以修正,人力不夠,可以培育羅致,相關經費不夠,可以籌撥。所以這些問題都不足以影響土地政策的推行,唯有決心不夠,確實可以影響一切?!?/p>

  唯有“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共產黨人可以,因為我們黨謀的就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國共產黨的根基所在、決心所在、力量所在。

  因為共產黨人更無私嗎?

  亦非僅僅如此。土地問題,不僅是一個復雜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也是一個基礎的民生、就業(yè)、保障問題。怎么改,如何革?這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藝術,更是一種大智慧。

  打土豪,分田地;精兵簡政,軍墾屯田;大包干,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土地“三權分置”,“三塊地”改革……每一次的改革,都是一道天塹的跨越;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次理論的飛躍。100年來,共產黨領導農民一路向前,立足中國國情不斷改革創(chuàng)新,始終把解決土地問題與各個不同時期的各方具體情勢相結合,大膽沖破“左”的思想束縛,勇于突破觀念的誤區(qū),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寬柔相濟、放管結合,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以勇于自我革命、自我修正的膽魄與謀略,實現(xiàn)了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農民“有其田”“享其權”“得其利”的“耕者有其田”的多種實現(xiàn)形式。

  毛澤東說,不要四面出擊;鄧小平說,不爭論;習近平說,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寥寥數語,氣象萬千!智慧萬千!這是信心和智慧的結合,是勇氣與定力的繪就。正是得益于共產黨人燭幽知著的歷史眼光、海納百川的戰(zhàn)略胸懷、當機立斷的革命品質,才能把握時代脈搏,引領時代發(fā)展,把一個個不可能變成現(xiàn)實。

  重要的是,農民并不是被動接受任何一種制度安排。他們積極投身革命、改革的洪流,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意愿選擇。他們是重要的發(fā)明者、創(chuàng)造者,也是最終的驗證者、檢閱者!黨心和民心的統(tǒng)一,黨的抉擇同農民意愿相結合,為土地問題的解決,乃至其他各個領域的突破,探索了發(fā)展路徑,找到了根本準則,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

  三

  中國的吃飯問題只能靠自己來解決,誰也幫不了忙。這是大實話,也是大道理,是我們解決糧食問題,最根本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中國人還會餓肚子嗎?這并不必然是翻過去的一頁,一切的關鍵取決于我們對待糧食問題的態(tài)度與采取的措施。主動權在我們手里,決定權也在我們手里

  時鐘撥回到2004年的一天。來自北美洲加拿大的“藍色夢想號”輪船在中國深圳靠岸,船上裝載的是聯(lián)合國捐贈給中國的4.3萬噸扶貧小麥。這是最后一批援助中國的糧食。裝卸的工人都很高興,畢竟此前,對中國糧食的援助,聯(lián)合國已經進行了整整26年。聯(lián)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中國辦公室主任說:停止對中國的糧食援助是一個謹慎的決定?,F(xiàn)在我們很驕傲也很清楚地知道,為什么你們能取得如此的成就。

  是的,這是一個讓世界為之驕傲的偉大成就,也是一個讓歷史為之驚嘆的偉大奇跡。

  就在這之前不過十年,美國人萊斯特·布朗還在驚呼“誰來養(yǎng)活中國”;而在更早的1949年8月,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更是預言: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xiàn)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也解決不了。

  中國共產黨讓艾奇遜等人的預言徹底落空了。

  用世界9%的耕地,養(yǎng)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這成就背后是什么在支撐?為什么共產黨人能夠解決這個世界超級難題?

  這要從中國共產黨人的思維、理念、情懷中去找答案,從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觀、方法論上找線索。

  當我們回顧百廢待興的發(fā)展起點,定格特殊時期的時代抉擇,著眼水患頻發(fā)的歷史農情,聯(lián)系人口與水土資源的比例關系,環(huán)顧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我們就會深深地明了,中國特色糧食穩(wěn)定發(fā)展之路何其來之不易,這碗中國糧凝結著何其深厚的智慧。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中國共產黨強大的戰(zhàn)略定力和戰(zhàn)略謀劃力,是我們能從根本上端牢中國飯碗的重要保障。從“農業(yè)八字憲法”到抓住兩個“要害”,從“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到土地“三權分置”,從“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到“黨政同責”……共產黨人重農抓糧的實踐和智慧,在于既從講政治的高度謀劃糧食安全這一“國之大者”,也積極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既抓住生產關系的調整,又大力推動生產力的發(fā)展;既不斷挖掘人這個最根本要素的能動性,也強調要尊重客觀規(guī)律;既立足于中國具體的黨情國情農情,也不斷借鑒世界各國糧食發(fā)展的經驗。

  這條中國特色的糧食穩(wěn)定發(fā)展之路,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大黨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下怎樣實現(xiàn)市場經濟的突破之路,是在大國小農的客觀實際中如何實現(xiàn)“耕者有其田”的探索之路,是一個古老的農業(yè)大國順天應時、敬畏自然的文明傳承之路,是一整套指導糧食穩(wěn)定發(fā)展的戰(zhàn)略思想、政策框架、科技體系、防減災機制、工作方法的融合之路。

  在這條路上,我們也經歷過合作化的曲折,跌入過谷賤傷農的窘境,有過糧食“過剩論”“包袱論”的爭論,但從未在根本上動搖過我們的選擇、影響過我們的戰(zhàn)略。在我們腦中,始終都牢牢繃緊著一根弦——

  事實證明,美國人萊斯特·布朗的預測雖然是片面的、極端的,但有一句話卻是客觀的,那就是:中國一旦發(fā)生大的糧食缺口,任何國家都幫不了忙,誰也養(yǎng)不活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

  歷史不能假設。但是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多個國家不約而同捂緊了“糧袋子”、紛紛限制出口之際,我們才能真正明白那些關鍵時刻的堅守和選擇,是何等正確!又何其令人慶幸!如果不是我們在糧食連續(xù)多年豐收、市場價格國內外嚴重倒掛的情況下,還始終緊繃糧食安全之弦,堅持以我為主的糧食安全觀,我們還能“任憑風浪起,穩(wěn)坐釣魚臺”嗎?!

  “在吃飯問題上不能得健忘癥,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大道至簡,中國人民用最樸素的話語和生存智慧,給了世界最好的回答。

  四

  “未來的歷史學家在撰寫我們這個時代的編年史時,其中一個特寫章節(jié)很可能就是中國的精準扶貧?!弊鳛槭澜缟先丝谧疃嗟陌l(fā)展中國家、全球減貧的主要貢獻者,中國之路、中國方案、中國經驗背后的深層密碼,說到底還在于中國共產黨

  與吃飯問題相比,貧困問題更為具體、更為復雜、更為尖銳。這不只是環(huán)繞在中國農民身邊幾千年揮之不去的夢魘,更是一個全球性的治理難題。

  古往今來,貧困研究的視野中,從來不乏孜孜不倦的理論求索?!笆杖氲拖抡摗闭哂兄?,“人口過多論”者有之,“市場失靈論”者有之……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曾經多次頒給從事貧困及相關問題研究的學者。

  但是,理論的“高塔”難以解決實踐中的難題。從全球范圍來看,過去一段時間里,若不把中國計算在內,全球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增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是進一步加劇了貧困程度,全球極貧人口增加1.3億。

  2021年初,當中國宣布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之際,世界上尚有7億左右極貧人口。即使如美國、日本等經濟高度發(fā)達的國家,仍存在數量可觀的窮人。

  現(xiàn)實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貧困是否有被戰(zhàn)勝的可能?

  越來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東方。他們迫切地想知道,在那一連串令人震驚的脫貧數字背后,中國這個昔日貧困包袱最重的國家,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促成了如此巨大的改變?是怎樣特殊的材質鑄就了如此不可思議之偉業(yè)?是哪些奇特的“密碼”開啟了如此輝煌的成就?

  在這張照片里,或許我們可以窺見一斑。

  2021年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后,新華社記者拍下一張照片:剛剛受到表彰的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獲得者,胸戴獎章、手捧證書,緊緊聚攏在一起。

  他們中,有脫貧攻堅路上先進基層黨組織負責人的代表,有心系貧困地區(qū)教育事業(yè)的楷模,有“精準扶貧”方略提出地湖南十八洞村的帶頭人,有來自東西協(xié)作、對口幫扶的成功范例閩寧鎮(zhèn)的代表,有帶領婦女開展產業(yè)扶貧的模范……

  一個個細數下去,這些先進人物、先進集體的事跡,不正是我們黨脫貧經驗的生動寫照嗎?

  這一百年的探索何其復雜!通過制度變革打下反貧困基礎、通過經濟開發(fā)推動廣泛脫貧、通過精準扶貧全面消除絕對貧困,循序漸進、因時制宜,不同階段的實踐和求索,凝練出各種不一樣的治理方式和多維度的治貧經驗——“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扶貧先扶志,治貧先治愚”“對癥下藥,靶向治療”“構建大扶貧格局”……

  這一百年的邏輯也可以很簡單。一言以蔽之——不忘初心!

  “我們不缺豪言壯語,也不缺運動式的東西,關鍵是看有沒有找對路子,有沒有鍥而不舍干下去。我們講宗旨,講了很多話,但說到底還是為人民服務這句話?!?012年河北阜平駱駝灣,習近平總書記的一席話拉開了新時期脫貧攻堅的大幕,也道出了根本的治貧之道。

  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羅伯特·庫恩曾指出:“未來的歷史學家在撰寫我們這個時代的編年史時,其中一個特寫章節(jié)很可能就是中國的精準扶貧?!?/p>

  萬物得其本者生。中國告訴世界的這條路,其最突出的特點在于,我們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推進反貧困事業(yè),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其最顯著的優(yōu)勢在于,是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fā)展反貧困事業(yè),而不是別的什么政黨;其最根本的屬性在于,中國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為指引實現(xiàn)消除貧困的偉大目標,而不是別的什么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

  不同于西方陷入選票政治的考量,不耽于簡單經濟的計算,下足笨功夫,用好“繡花”計,比哪一種理論都管用,比任何一種模型都精準。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

  五

  “為了使社會主義變?yōu)榭茖W,就必須首先把它置于現(xiàn)實的基礎上?!苯ㄔO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是特色特在何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什么是初級階段?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農民問題,是在一個農民國度里如何實現(xiàn)最高綱領的路徑問題。小農大國崛起的探索中,我們給了世界一個鮮明的樣本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中,鴉片戰(zhàn)爭以來百年風云的重要性超過之前的2000年。但其實,很多事情或許在我們沒有注意到的漫長時代中,早已為腳下的道路埋下了伏筆。例如,那延續(xù)了上千年的小農經濟。

  仔細審視100年來我們在關于土地、糧食、反貧困的求索中,都矗立著這個相同的背景,也背負著一個相同的疑問,那就是:如何在大國小農的基礎上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

  這是一個實踐問題,也是一個認識問題?,F(xiàn)代社會,小農經濟常常背有“惡名”,認為其阻礙了工業(yè)化進程,是脆弱的、孤立的、分散的,基本無效率可言,并得出了“它無法適應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其命運必然是為其他的生產方式所替代”的結論。

  這個問題也曾經困擾中國許久。雖然,幾千年來我們一直以小農經濟狀態(tài)維持著農業(yè)立國的根基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社會架構,雖然我們曾經創(chuàng)造了世界上最為發(fā)達的小農經濟文明,但當鴉片戰(zhàn)爭中西方的堅船利炮襲來,瞬間被摧毀的,不只是我們天朝上國的美夢,還有傳統(tǒng)農業(yè)文明的自信。

  小農經濟過時了嗎?我們到底還要不要小農經濟?沒有人能告訴我們答案。種種討論,實際上已經不只是關于小農戶自己的發(fā)展問題,更關系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目標的理解,是在一個農民國度里如何實現(xiàn)最高綱領的路徑問題。

  “要實現(xiàn)小農戶與現(xiàn)代農業(yè)有機銜接”,“小農戶家庭經營將是我國農業(yè)的主要經營方式”,“提升小農戶的發(fā)展能力,實現(xiàn)小農戶與現(xiàn)代農業(yè)有機銜接,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必然選擇”……在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在朝向每一個鮮活而又具體的中國夢的追逐路上,在經歷一次次風吹浪打都能百折不撓地屹立中,偉大的共產黨人從理論到實踐,又一次向世界給出了不拘一格、深遠從容的回答。

  這回答,是從歷史的維度,對重農之道的再強調,也是從現(xiàn)實的視角,對小農價值的再認識。城鎮(zhèn)化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從我國的基本國情農情出發(fā),小農戶將長期存在并將貫穿我國農業(yè)現(xiàn)代化的整個過程,對此必須保持充足的歷史耐心。而且,小農不是負擔,更是財富,他們是中國奇跡的創(chuàng)造者、是中國現(xiàn)代化重要的“穩(wěn)定器”與“蓄水池”。他們也許微弱,卻足夠堅韌;他們也許渺小,卻無比勤懇,正是這種“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生存韌性為中國的穩(wěn)定發(fā)展提供了堅實的支撐。

  這道路,既有公平之念,亦有效率之思。發(fā)展現(xiàn)代農業(yè),沒有一定的規(guī)模是不行的,但是我們不可能走西方那種大農場的發(fā)展路子;保護小農,也不等于要一味拘泥于小農經濟,而是要不斷引導、支持、提升小農戶的自我發(fā)展能力,打造新時代的現(xiàn)代化小農戶。既要大力培育新型農業(yè)經營主體,也要更好發(fā)揮他們對于小農戶的輻射帶動作用;既要老鄉(xiāng),也迎老板,努力探索公平與效率、發(fā)展與穩(wěn)定雙贏下的模式創(chuàng)新,把經濟賬、政治賬和社會賬一起算好。

  這實踐,既有經濟層面的帶動發(fā)展,也有社會層面的重塑再造。小農戶不僅是我國農業(yè)經營的基本單元,也是我國鄉(xiāng)村治理的主體。在從鄉(xiāng)土社會邁向現(xiàn)代社會、傳統(tǒng)農業(yè)邁向現(xiàn)代農業(yè)的過程中,我們不僅積極解決小農戶生產經營面臨的困難,把他們引入現(xiàn)代農業(yè)發(fā)展的軌道,也從多角度提升他們的現(xiàn)代化素養(yǎng)。農業(yè)產業(yè)鏈條的延伸帶動,農村一二三產業(yè)融合的機遇啟迪,“廁所革命”撬動的層層改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滋養(yǎng),互聯(lián)網時代的全方位洗禮……都讓“小農戶”這三個字綻放出了不一樣的時代光華,書寫出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內涵和大國底氣。

  這是中國農民的幸運!這是中國的幸運!

  六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道路選擇,究其根本,都是對“我是誰”這一命題的實踐和求索。西方的現(xiàn)代化建設,用了二百多年時間取得了如今的成績,我們要后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必然是一條全新的道路

  很多到拉美地區(qū)訪問的學者、官員,幾乎都不約而同到同一個地方。

  并非什么名勝古跡。在很多影視作品和新聞記者的鏡頭中,這里往往充斥著貧窮、愚昧、落后,甚至暴力、犯罪、黑暗……他們是大城市中“被遺忘的角落”,有人稱其為“城市之癌”的一片片貧民窟。

  這是另一道關于貧困的難題,而它帶給中國的卻是關于如何實現(xiàn)更進一步發(fā)展的現(xiàn)實思考題。

  伴隨中國經濟發(fā)展,從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那一天開始,關于“中等收入陷阱”“拉美陷阱”的憂慮便如烏云一般開始聚攏,成為諸多經濟學家樂此不疲的話題——拉美國家經濟出現(xiàn)停滯,就是從這階段開始的。

  一面是新的發(fā)展機遇和階段的到來,一面是拉美陷阱的魔咒,中國能否超越?如何超越?這個看似復雜而糾結的難題,其實正是中國在現(xiàn)代化發(fā)展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工業(yè)化、城市化和農業(yè)農村現(xiàn)代化乃至農民現(xiàn)代化之間的關系。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道路選擇,究其根本,都是對“我是誰”這一命題的實踐和求索。土地廣袤、人口眾多、傳統(tǒng)悠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我們最獨特的背景。我國的農業(yè)農村現(xiàn)代化,既要解決14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還要保障5億農民的就業(yè)生存問題;不僅要完成自身的發(fā)展使命,還要為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建設提供積累和支撐。中國所具有的歷史優(yōu)勢、大國優(yōu)勢和制度優(yōu)勢非其他國家可以比肩,其經濟發(fā)展道路的復雜性、豐富性和特殊性更是世所罕見。沒有哪個國家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之路,像我們這樣艱難;也沒有哪個國家的發(fā)展經驗,能簡單拿來解決我們的難題。

  好在,深諳歷史規(guī)律并掌握唯物辯證法的中國共產黨人,最善于處理這些棘手的難題。

  從堅持“工業(yè)反哺農業(yè),城市支持農村”到堅持“四化同步”發(fā)展,再到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加快推進農業(yè)農村現(xiàn)代化……歷史一步步走來,思路愈發(fā)清晰可見。

  我們堅持既要發(fā)展新型城鎮(zhèn)化,也要建設“新鄉(xiāng)村”,實現(xiàn)雙輪驅動、并蒂發(fā)展;既要物的城鎮(zhèn)化,更要人的城鎮(zhèn)化,不斷推進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和戶籍制度改革;考慮大城市,也考慮小城鎮(zhèn),通過優(yōu)化城鎮(zhèn)空間分布和規(guī)模結構,大力提升中小城市和小城鎮(zhèn)的吸引力;發(fā)展農業(yè)現(xiàn)代化,也推動農村現(xiàn)代化,更好建設農民和諧幸福美麗的新家園……

  這不只是對鄉(xiāng)村如何發(fā)展、如何振興這一古老命題的回應,更是對中國如何實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乃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夢想的戰(zhàn)略部署。

  按照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傳統(tǒng)的小農隨著現(xiàn)代化、城市化的發(fā)展,逐漸轉化為城市工人、城市居民,留在農村從事農業(yè)的人,也變成現(xiàn)代化的勞動者,傳統(tǒng)的農民被歷史巨浪所淘汰……在很多發(fā)達國家,這種轉變農民大多經過剝奪、破落、流離、苦難的過程。

  中國農民正在進入這種歷史性的轉變,這要經歷很長的過程??傮w來看,離開鄉(xiāng)村、扎根城市的農民是在較為順利的環(huán)境中、逐步富裕的情況下,實現(xiàn)這一歷史性的轉變。讓大量的農民如此順利地實現(xiàn)這種轉變,是歷史的創(chuàng)舉。

  七

  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渴慕思想而且能夠產生思想、需要智慧并且能夠凝結智慧的時代。中國智慧,從歷史中走來,在實踐中誕生,于開放中發(fā)展,包含著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初心與使命,更蘊藏著偉大的農民創(chuàng)造、農民意志、農民精神

  2014年9月以來,一本中國書籍在海外的發(fā)行創(chuàng)造了“40年來沒有出現(xiàn)過的盛況”。

  截至2017年8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以21個語種版本、642萬冊的發(fā)行量覆蓋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

  有人把它當成有趣迷人的“故事匯”,有人將它視為嚴謹求實的“大部頭”,亦有人說,它蘊藏著中國戲劇般崛起背后的理念,更深含解決世界難題的“中國智慧”。

  謀解放、反貧困、戰(zhàn)饑餓、求發(fā)展,這個一百年前“從山溝里走出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寫下了近代史上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沒有人的目光能繞得開他,無論是否愿意認可,都必然忍不住探尋。

  什么是中國智慧?這一智慧從何而來?若你能讀懂,陳望道用墨汁蘸著粽子品出“真理的味道是甜的”時,就能明白。

  這智慧從歷史中走來,它是中國源遠流長民族記憶的積淀和升華,是一個人口大國、農業(yè)大國不斷在逆境崛起的折射,是無數仁人志士用鮮血頭顱寫就的必然抉擇。

  這智慧在實踐中誕生,它鍛造于革命血與火的淬煉中,發(fā)軔于田間地頭、鍋臺炕沿邊的情誼里,成熟于“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相結合的一步步探索中,來源于我們黨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fā)展的最新中國化成果。

  這智慧于開放中發(fā)展,中國智慧重在中國特色,但這不是固步自封,不是自以為是,而是在吸收了整個人類、全球文明的精華中匯聚交融,海納百川、圓融豐盈,滿腔熱情、理性從容。

  這智慧,包含著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初心與使命,是共產黨人精神境界、意志品質、執(zhí)政能力的綜合反映,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最根本體現(xiàn)。

  這智慧,蘊藏著偉大的農民創(chuàng)造、農民意志、農民精神。中國農民,這個世界上人數最龐大的群體,他們也許并未受到多少系統(tǒng)的教育,也沒有淵博的知識,但是數千年農耕文明在他們身上孕育了最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生存能力。正是這種創(chuàng)造、這種意志、這種精神,給了我們黨最強大的滋養(yǎng),給了中國崛起最堅實的支撐,讓中國道路行穩(wěn)致遠。

  正如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和賈安娜在1946年出版的《中國的驚雷》中所描寫的那樣:“共產黨并不曾使用什么魔術,他們只不過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變,而他們擁護這些改變。”完成這一奇跡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入到每個鄉(xiāng)村的基層中去,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口號喚起了無論是國民黨人還是日本人都無法想象的巨大力量。這些力量來自于人民——來源于群眾的智慧,來源于農民奮不顧身的勇敢和持久永恒的耐力!”

  八

  歷史和現(xiàn)實都告訴我們,一場社會革命要取得最終勝利,往往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只有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很多問題才能看得深、把得準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從西柏坡動身前往北平。臨行前,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p>

  而今,歷史已經來到了新的站點。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革命圣地西柏坡,重提“趕考”:我們面臨的挑戰(zhàn)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新的課題又接踵而來。如何做到“危機中育先機,變局中開新局”?如何回答好實現(xiàn)什么樣的發(fā)展、怎樣實現(xiàn)發(fā)展這個重大問題?如何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的需要?

  一個人能向前走多遠,取決于他向后能看得有多深。歷史給了我們最好的回答。

  歷史充分證明,辦好中國的事,關鍵在黨,關鍵在堅持黨的領導。這是三農事業(yè)改革發(fā)展的根本保證。在全面推進鄉(xiāng)村振興、加快農業(yè)農村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我們要不斷加強和改善黨對三農工作的全面領導,緊緊抓住做好新時代三農工作的這一最大政治優(yōu)勢、制度優(yōu)勢,不斷夯實黨在農村的執(zhí)政根基。

  歷史煌煌昭示,規(guī)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只有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尊重發(fā)展現(xiàn)實和客觀規(guī)律,才能推動黨的事業(yè)和三農發(fā)展不斷取得勝利。我們必須要牢牢把握這條實踐真理,尊重規(guī)律,敬畏實際,順應大勢,確保各項三農政策措施符合基層實際,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

  歷史深刻警示,什么時候黨和農民擰成一股繩,勁往一處使,黨的力量就無堅不摧,三農事業(yè)就順利興旺。必須正確處理好我們黨與農民之間的關系,在經濟上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政治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不斷增強農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歷史深情書寫,農民是最具有創(chuàng)造精神和創(chuàng)造能力的,他們是制度創(chuàng)新的主體。我們的改革和發(fā)展,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群眾路線。努力做到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問效于民,并善于把群眾的智慧轉化為國家層面的政策,用于指導我們的工作實踐。

  歷史諄諄提示,每當我們發(fā)展中遇到困難和挑戰(zhàn)時,總是采取“先穩(wěn)住農業(yè)農村這一頭”,如此,大局就有了保障。在新的發(fā)展征程中,我們必須始終堅持三農重中之重地位不動搖,堅持農業(yè)農村優(yōu)先發(fā)展,“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yè)、忘記農民、淡漠農村”。

  一切現(xiàn)實都是正在發(fā)生的歷史。

  那個雄渾而浩蕩的一百年,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農民開啟大轉折,創(chuàng)造了中國命運的百年逆襲;實現(xiàn)大跨越,成就了中國歷史的乾坤再造;參悟大智慧,締造了中國道路的開天辟地。

  百年已然成為歷史,成為中華民族史冊上一段彪炳千秋的輝煌記載。

  百年恰是風華正茂,一個風云際會、逐夢未來的大時代開始了。走過百年崢嶸的中國共產黨,又將以何種姿態(tài)開啟這個宏闊的新時代?

  “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guī)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闭驹凇皟蓚€一百年”交匯的歷史關口,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

  “趕考”遠未結束,初心銘記于胸。

  踏上新的征程,中國共產黨必將帶領與之百年同舟的中國農民,再啟華章、再臻佳境,向著鄉(xiāng)村振興的大美圖景、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一往無前、破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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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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